促进自治规范的形成和实施有助于弥补正式法难以介入的尴尬地带，并促进社会自律和成员守法用法习惯与能力的养成。
） [14]Carl Tobias, Manuscript Selection Anti-Manifesto, Cornell Law Review, 80（1994）.（指出法学评论的编辑部喜欢过时思想家的观点、晦涩难懂的观点，或者充斥着大量注释的写作体例和风格。危险在于，如果评价者本身知识不足或者对论文内容抱有偏见，这些标准会变成掩护不公正评价的借口。
[27] Kennedy 的观点在美国学界引发了一次如何构建统一学术标准的讨论。也就是说，作者提出研究问题必须依靠系统化的文献综述（学术积累），将研究问题置于恰当的研究背景之中。总结性论断是指作者就一组或者一批研究材料的内容做出的总览性的判断。类似的批评见支振峰：《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但可惜的是，这种脱离语境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法学的主流。Coombs 试图比照传统法学为少数学派创建一套类似标准，但她发现传统法学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定义的。
第三，美国标准分配学术权力不均，而欧洲标准更具公正性。有学者批评，同行评审必须依靠共同的标准，如，原创性、彻底性、深刻性、重要性、社会相关性，而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是模糊不清、随意的。最后，鼓励发展主体的积极参与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动力。
[19]包容性就是要调整发展方式，引导发展方向，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深刻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我国宪法主体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被冲破、分化，出现了严重的主体身份认同危机。[52]张文显教授最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法理中国、法理思维等新概念，他认为法律中国是有法可依、社会生活法律化。
[32]参见徐永平：《发展社会自治权与创新社会管理初探》，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论文集》，2013年7月，北京，第182页。[47]张清、武艳：《社会组织的软法治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因此，社会自治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意识的培育。其次，包容性发展是一个不断消除社会排斥的过程。在利益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协商民主有可能无法有效开展，还与信息和程序紧密相关。社会不平等包括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涉及个人背景，而结果不平等更多包含了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
包容性法治社会要求，这种机制强调国家法的硬法规制(外在制度)，更强调引入软法机制(内在制度)，并且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种软硬法合成的衡平模式。二、走向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可能框架 包容性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所具备的共享、融合、参与的学术品格不仅能够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治理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新思路。为了有效应对因经济新常态而带来的社会转型的掣肘，需要运用系统性、协同性法治思维和法治化方式深入思考机制、秩序、治理能力等问题，以型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体系，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7]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各类政治组织创制的旨在解决执政、参政、议政等政治问题的自律规范。至于进一步的理论细分，他认为是有待挖掘的。
公共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被归结为公共性、适应性、效能性、法治性、回应性、公平性等，而最显著特征是所有公共关系主体都是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各类公共权力主体，还包括诸如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主体。[10]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罗豪才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以古稀耄耋之年，为软法研究投入巨大热情，让我们后辈敬仰不已。否则，不仅会让软法理论自有的价值不能充分地大放异彩，而且反过来会冲淡平衡论原有的价值，会有让平衡变成什么都装、什么都不是的范畴的危险。罗豪才教授认为：平衡论的基本主张是应当从关系的角度研究行政法，行政法上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应当是平衡的，运用制约、激励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能动性，维护法律制度、社会价值的结构均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1.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罗豪才教授正式提出平衡论，是在1993年初。[8]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24]在他之前，国内对软法的研究，还是局限于国际法领域。
[9]不过，无论对控制一词作何不同于其表面意义的深度解释，由于它主张行政法的核心在于控制行政权，在当时引起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排斥态度，是不足为奇的。在认为美国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为目标存在较大问题，并受到美国行政法之父沃尔特?盖尔霍恩(Walter Gellhorn)关于中国行政法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的指点之后，[10]罗豪才教授反复思索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前苏联的管理论和美国的控权论之间，中国的行政法(学)向何处去，如何形成适合中国自己的理论流派。
其一，我于1995年追随罗豪才教授学习，作为他的博士生，比较多时间与其讨论问题、交流看法的，也就三年光阴。的确，由于平衡一词过于普通而又普遍，将其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名称，是极有可能会令人产生困惑的。
也有学者称平衡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之一，平衡论不能体现行政法的特色，这是平衡论没有立场的另一个表现。作为他曾经指导的博士生，经常会有难以望其项背、难以跟上步伐的感觉，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身高。
1、 软法到底是什么？ 软法概念虽然饱受争议，不同学者对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罗豪才教授通过观察较早兴起的域外研究成果，发现国际法学者对软法存在一个共同或相通的认识，即软法是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上的拘束力，或者较硬法而言只具有微弱的拘束力，但在实践中却会产生某种法律效果或者有法律意义的拘束力。参见叶必丰：《二十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回顾与定位》，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于是，行政法平衡论得以孕育、诞生和发展。[20]《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管理法、控权法虽然分处两个极端，但二者在坚持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性上却异曲同工，都承认公域之治是以国家为单中心，都接受一种强制性的国家管理模式，都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对抗关系。更难得的是，他对由此出现的学术竞争和繁荣感到十分高兴，这应该也是他提倡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初衷所在。
第二，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行政法理论流派。这两个理论的萌芽、成长、发展的过程，都见证了罗豪才教授始终保持理论探究旨趣、始终追求超越自己的精神。
无论哪种结果，罗豪才、宋功德合著的《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被引450次，高居榜首。其中，较为系统的有新控权论[18]公共利益本位论[19]政府法治论[20]新服务论[21]等。
最后，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同。[17]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参见夏书章：《加强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工作》，载《法学研究》1957年第2期。因此，罗豪才教授推己及人，相信这个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继承的，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用于处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4.罗豪才教授软法理论的影响何在？ 罗豪才教授无疑是开创国内软法研究新格局的第一人。图2：内容提及平衡论的论文数量及每年分布情况 平衡论的不断深入探索，不仅使其自身日臻成熟，更是激励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其他学说的发展。
另外，我也无意全面重述他在这两个理论上的主要观点，而是结合以往甚至现在人们对平衡论、软法理论可能存在的困惑，就其观点与所处时代建立勾连，以更充分展示他是如何开启学术新视野、引领学术新思想的。例如，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就蕴含着和谐、平衡的思想和智慧，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方的利益平衡。
论及平衡论的文章数量最多，并不意味着支持和同意者就一定最多，毕竟，还有不少反对和质疑的论文也会提及。[22]罗豪才教授尽管始终坚信、坚持平衡论，但对其他各说也都十分关注，特别注重这些学说对平衡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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